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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若美国被杀的是一个华人 会有这么多抗议吗

最近几日,美国几乎所有大城市都在游行抗议“弗洛伊德事件”。在华盛顿的抗议人群还一度与白宫的特勤局特工产生了冲突,致使特朗普不得不躲到白宫的地窖里,以防不测。愈演愈烈的示威抗议也让我们看到在疫情和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由警察过度执法触发并揭示的美国种族问题已很难调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弗洛伊德事件恰恰也显示了非裔美国人较为显著的身份认同及超强的组织动员能力。

美国的种族问题是结构性的,有深远的历史。从建国初期黑人被当作奴隶,到后来黑人投票仅被当作3/5票,到宪法第13个修正案虽然取消了奴隶制,却依然通过“吉姆·克劳法” (Jim Crow Laws)实施种族隔离,到上世纪中期著名的“罢乘公交”(当时规定白人坐公共汽车前面而黑人只能坐后面,而Rosa Parks这个黑人女性坐在公交车中间的地方,在白人上来之后拒绝让出座位)而点燃的一系列(包括著名的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平权运动,促成了反歧视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

此法案甚至在任用人才、录取的时候,实际上对黑人有优势,虽然原文是不能因为肤色、种族、宗教——后来加入了性别——来雇佣员工,但实际操作的时候因为使用了定额,所以反倒对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有很大的照顾。

最终,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仿佛历史的趋势是黑人地位不断上升,给人歧视在减弱、平权在显现的错觉。

但事实上,种族问题始终存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族群间的矛盾在不断被放大。把“种族”作为一种族群的标记、一种“身份”标志变得越来越普遍,强化、深化了这种冲突。有些人天真的认为美国都选出了黑人做总统了,那种族问题一定已经改善了。奥巴马作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上任之后,黑人的地位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很多事件加剧暴露了白人对少数群体(尤其是黑人)的恐惧与歧视:从Trayvon Martin被一个自愿巡逻的西班牙裔杀害后西班牙裔被判无罪,到佛罗里达的Jordan Davis事件与导致密苏里暴乱的Michael Brown遇害事件,之后又有Tamir Rice(一个在公园玩玩具枪的12岁少年被警察枪杀)、Rekia Boyd(警察开枪射击没有武器的人,系误杀),以及Eric Garner、Walter Scott、Eric Harris等等类似事件 。

而特朗普上台之后,在他毫不顾及少数族裔感受而放任白人至上主义者发声、行动的情况下,种族冲突变得愈发严重。一颗埋在社会深处的炸弹随时有可能被点燃。可以说,哪怕没有明尼苏达的弗洛伊德,也必然会有其他的黑人被警察过度执法而触发一轮又一轮的示威抗议。

但黑人受歧视、美国存在结构性的种族问题并不代表他们在美国的政治实力很弱。如果被杀的是一个拉美人或者华人,可能并不一定会有如此大规模的抗议,并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我时常会拿巴西和美国作对比来给我的学生讲解这个层面的差异。在美国,非裔人口占12.6%,在国会里有9.7%的议员;亚裔占总人口4.8%,却只有1.1%的国会议员;同样地,西班牙裔占美国16.3%的人口,却只有5.5%的议员。按比例来算的话,黑人有着相当高的政治地位。而拿巴西做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黑人占51%的国度,黑人议员只有8.5%。为什么偏偏在美国,黑人能有如此强大的政治力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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